我很高兴那时我拥有Steve，我们一起出去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去体育馆，一起聊天，他告诉我很多事情，当我感到失望时他会鼓励我。C.C.Deville当时在温哥华和Poison一起录音，他人很好他想气垫鞋会让我好走多了，所以他买了一双200元的气垫鞋送我。在那里的俱乐部都很怪异，假如有人不小心撞到我，我跌倒了，就会有人说： 把那个醉鬼抬出去，而且我不能说什么，当我们去pub玩时，我很担心必须保持我的平衡，人们会想：那是David Lee Roth的新吉他手？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.... 在那个星期中我弹吉他的速度很慢，当然那听起来十分糟糕，我必须让它消失(靠我自己) 有一天我在录制听觉方面的(Drop in the Bucket)不管多难我都撑过了，那真的很难，经过一会儿我才完成了它，这时我走回房间并注意到，伸展我的左手有点困难，我哭了!!那让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完成唱片，因为我的创造力降低了，想想那是不可否认的，不管对任何人或是自己，我总是想，我绝对可以渡过任何难关，当个很棒的音乐家。

　　当我回到L.A.时，有几个月都没事做，我的左手越来越痛了，我录了约4个轨道长的录音带，那可以使我记住我可以玩音乐，以及我的想法。另一方面，我知道我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会糟糕到什么地步，我并不想知道他们统计出ALS会怎么样，另一方面，我真的相信我会好起来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(我依然如此相信)..... 病情恶化，使得我必需开始使用拐杖走路，我开始吃一些试验性的药剂... 让我在那星期中可以好走一点，然后试验性的药剂又让我病情加重了2个月，所以我必须停止服用它，我的21岁生日都生存在这些药物中，痛苦中和床上... 当我们最后回去试听节奏吉他手和贝斯手，我的双脚在我站着和弹奏时会晃动，我没办法继续旅游，所以我回去暂时居住在旧金山海岸的区域。在最后几个月时，吉他公司希望我能够玩他们的吉他，我认可了Ibanez...所有人也是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，peavey让我玩吉他，并且激励我继续玩他们的吉他，我想他们是要我做一些特别的事....是的他们做了，但是我告诉他们，我并不是一个良好的临床证明，因为我玩吉他并不容易，而且我不可能全试完，他们说：他们不会在意的，在我们上司的同意之 后，我的相片和他们的吉他放在一起，之后我就没有他们的消息了，我并没有任何坏意，我想他们的器材设备很好，我只是想说，当你是个残缺者时可能发生的事...没有人愿意去想象的。

　　在1991年的1月，我录制Bod Dylan的(Meet Me in the Morning)，为了Steve Hunter、Bret Tuggle和Matt，还有Gregg Bissonette，我很紧张，因为我的手有时会运作不良，而且我又很依赖我的振动器，振动我的手，我弹奏了大约有50%的部份，那是很长的时间............... 但是我依然对那首歌感到高兴，Steve Hunter的制作帮了很大的忙，在这个时候Steve Perry打电话给我，我们在谈论我的ALS，他很友善，而且很谈得来，我们一起出去一天，我带着我的吉他和一连串的想法，但是有点担心我玩得有些不好，他似乎也能感受到，所以他只带我去吃午餐和看电影，他让我感觉很轻松，他帮助我上下车，因为我的脚无力，我们大部份都是在谈论音乐，我们的音乐理念很相近，我们都是技术性质的音乐家，都是用我们的心在玩音乐，我们都很充份的发展我们的音乐，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一直鼓励着我.....

　　在1991年的5月，我去Huggius诊所，他们用温度计让我含在口中，我想那是很好的地方，我遇到一些不错的人，他们教我一些有用的方法，但那似乎没有办法避免我的征兆。我认识一位女孩，她叫Cynthia Hughes，她被诊断出得了ALS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她接受治疗，而且现在好多了，我告诉别人这件事，但是那治疗对我来说无效，所以我试着做别的治疗，但似乎对我也没什么用处。在1991年举办了一场对我来说很有用的场子，当我朋友Lori Barker想帮我做对我有益的事时，那对我来说很不好意思，但她还是做了，我很感谢她对我的帮助，我希望所以得了ALS和残疾的朋友都能和我一 样幸运，再次我很感谢支持我的人，所有的技术人员、乐器行、音乐家、GFTPM杂志，那是很甜蜜的一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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